一如既往的不着四六

鲁迅《寡妇主义》中的话：“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

1，工笔花鸟一般的三菜一汤：玫瑰红腊肉点缀碧绿生青豆苗，水嫩欲滴莴苣配春竹笋的一抹浅白，翠色葱花散落在橘白相间河虾仁之上，还有水墨一般浓浓淡淡晕开的紫菜汤。
2，红酒汁牛排刀叉一下去便从紫酱色肉体中翻滚出蜿蜒的血水，青咖喱羊肉金绿色糊状液体浇在雪白泰国米饭上，芫妥胡椒椰浆柠檬草的刺鼻香味也顺势铺天盖地纠缠到一起，亮橘色熏鲑鱼匍匐在紫苏叶上，只待黑色橄榄和透明洋葱来将其揽入怀中，而一锅子白色浓稠潜伏着银灰色蘑菇和粉嫩鸡肉的奶油鸡蓉蘑菇汤。
－－－－以上摘自《双食记》

昨夜打地铺与老乡家里，要求早上四点半起床。竟翻来覆去不得眠。便翻看《美丽新世界》。谁知一翻竟然看完，一看表，一点了。
一时失眠，乱翻书也不失为上策。现在反乌托邦三部曲只剩下名声最小，出现最早的《我们》了。在豆瓣上翻了翻书评，觉得读不读亦无所谓。现实中的朝鲜跟“大一统共和国”应该不差。

转载标签：杂谈我第一次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迄今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读过不止一遍。每当有人问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时，我总是举出这本，因为觉得在中国从未受到足够重视，而它理应受到这种重视。记得一次朋友聚会，有位老先生非常兴奋地谈论《往事并不如烟》。当时我说，在您感兴趣的那个方向上，走到头是百分之百，《往事并不如烟》大概写了百分之一，藉此我们可以想到百分之五。我告诉您有一本书，早已写到了百分之百，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您一辈子都想不透的，它早已替您解决了。有关这个问题，真是不能再说有什么《一九八四》未曾揭示过的东西了。我读《一九八四》，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具体写到什么，尽管那些描写惊心动魄；关键是它从本质上揭示了一切。《一九八四》的历史意义在于，当人们虚幻地以为看到了世界的希望时，奥威尔指出，那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路。这本书涉及科学问题，而科学进步的速度和程度是包括奥威尔在内的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如果只是盯着书中“电幕”一类东西，那么现实中没有“电幕”时，对人的监控就真的不存在了么。而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把“电幕”完善到了无法察觉和不留任何死角。《一九八四》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赫胥黎却给作者写信说，《一九八四》所写其实是发生在我的《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这很有意思。赫胥黎说，真正的极权国家是要讲效率的。达到这种效率并非通过强制手段，而是人人自觉自愿使然。《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幸福地追求着效率，或者说追求着幸福的效率。《一九八四》不过是把“旧世界”写到极致了，之后还有一个“美丽新世界”。我强调《一九八四》，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一课，应该补上，不然至少思想方面会有很大漏洞。但是如果仅仅出于现实的考虑，《一九八四》未必非读不可。《美丽新世界》就不同了，它所描写的是正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在我看来，我们正处在“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之间。而且大家从不同地方、不同国度和不同体制下共同地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一九八四”是一种局部选择，却有可能对整个人类造成威胁，而“美丽新世界”则是“阳光普照大地”。在《一九八四》中，温斯顿之所以是温斯顿，是因为他有思想，尽管从来没有谁给过他思考的权利，只是他自己偷偷保留了一点而已。最终他把这种权利放弃了，把思想放弃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这正是奥勃良所要求的。这其实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种共识：温斯顿心甘情愿地不再思想。于是一个人的思想融入了一群人的思想，而一群人的思想根本不是思想。思想只有在“我”的意义上才成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易于实现自己的物质愿望，因此像温斯顿那样对社会不满的人越来越少。在《美丽新世界》中，根本没有思想这回事。如果要在《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之间加以比较，我会说《美丽新世界》更深刻。我不认为“一九八四”有可能百分之百实现，因为毕竟过分违背人类本性；但是裹挟其中，还是感到孤独无助。然而“美丽新世界”完全让人无可奈何。对“美丽新世界”我们似乎只能接受，因为一个人能够抵御痛苦，但却不能抵御幸福。书中约翰说道：“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总统答道：“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有谁把受苦受难当成一种权利呢。包括扎米亚京的《我们》、《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在内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有着共同的一点，即所描写的都是秩序的世界。秩序之外什么都不允许存在。但只有在《美丽新世界》中，秩序与人的愿望达成了一致，虽然它是在更高层次上泯灭人性。“美丽新世界”是真正终结“一九八四”的。“一九八四”不是靠温斯顿偷偷摸摸写点什么就可以动摇的，它终结于“美丽新世界”。这就是赫胥黎那句话的真正意义：你的《一九八四》终将过去，我的《美丽新世界》定会取而代之。
ps:迄今还没读《美丽新世界》，但在《娱乐至死》的序言里作者也提到了这本。看来有必要拿来看看咯。前几天还想着把《1984》归为科幻小说也不合适，叫政治幻想小说也不太对。陈贯中的《盛世》也应归为此类。止庵先生说到，才知道这是反乌托邦三部曲，还有一部《我们》。等我回来了，一定要把《美丽新世界》跟《我们》搞来看看

看完了前两章，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与可笑。才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个用篱笆搭起来的架子罢了。往上面抷土的工作还那么多。我如此的渺小与无知，任何超过我的认识媒介的事物对我来说都是不可知的。而所有我能掌握的认识世界的媒介又变得那么快，那么不能让人轻易相信。认识到这一点的我可悲而不可笑。
书中对媒介的认识让我瞠目结舌。原以为我相信的是真理就是客观存在而人们不过是在寻找它罢了，可是文中的观点一下子颠覆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真理全是通过媒介显示的。真理从来没有赤裸裸的出现过。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看来的话，媒介是如此重要，无论数字还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扮演着这样重要的角色。
就像书中的那个例子一样﹑人们发明了钟表从而创造了时间，而不是发现了时间。以为在没有钟表之前并没有合适的媒介来表示时间，而发明了钟表后，这个媒介对时间本身的影响是渗入本质的。
人们在没有书面语言时，口语是最值得信赖的媒介，终极形式就是成语，各种各样的典故（以为这就是隐喻吧），于是这样的话，修辞变得比正儿八经的学问更重要。有了书面语言后。它变成了思想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因为所有的思想不会因为记到纸上就死亡，而是重获新生，令后人或继承，或怀疑，而后又出现了电视，后来又出现了互联网，认识世界的媒介的每次更新换代，出现的并不是对新媒介的热烈欢迎而是对其的强烈怀疑态度，与对旧的媒介的盲目信任。这样看来，当我们有了白纸黑字的契约时，我们怀念“一言九鼎”。当我们有了五彩的电视时，我们却觉得报纸才是可信的信息媒介。电视上就知道胡说八道，而当我们有了互联网同样的情节还会再次复制并出现。
这样看来，难道是技术出了问题吗？不是！是人们自己出了问题，总的来说整个群众是无知且愚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所有人并没有独立的判断意识。对于乱糟糟的信息，人们只能凭经验来确定谁的真实，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旧媒介转型到新媒介的人当然倍受关注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很简单的例子就说韩寒吧，韩寒刚开始时，写书，我不过是从同学那里知道而已，（口语），后来读了其书（书面语），再后来看到了他折腾的MV（电视）。再到现在他的博客（互联网）。
而这样的人在其它人的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就扮演了先知的角色。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在新媒介上依然红火，他们占有传统的话语平台，把人们对其的信任可以很轻松的带到新媒介上来。可是其实他们不过跟我一样是个渺小的对世界不可知论的患者，他们的新媒体上并不能完全对信息负责，也许这就是露薇姐的担忧吧。自媒体的最大挑战也就在这里吧？

南方周末 > 文化［文学］予人慧命者    对我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模仿他，他的文风、他的思维，然后到处推销他，就像被鬼上了身。我原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后来发现，有一群数量众多的人被鬼上了身。他的风格如此易学，如此平易，以致在现在终于泛滥，然后就有人开始不满，开始反思。这当然是对的，但在这里，对于泛滥，我要说一些比他们更对的话。王小波风格的泛滥是件好事，就像米的泛滥一样，像奶酪的泛滥一样；由于有了米的泛滥，我们才有了营养和大便，由于有了奶酪的泛滥，我们才不怕别人动我们的奶酪。    王小波死的那一天，我正在一家地方报的办公室里写一些教育市民的评论，大意是反对不文明行为之类的东西，像绝大多数能写一点字和一点字都不能写的编辑记者一样，心里充满了得意和自豪感，对自己万分怜惜。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小波死了。我的反应是：王小波是谁？    此后的两个月，我知道了他是谁，他写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无趣的。用他喜欢的罗素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假的。这种足够卑下的言语，是一种真实的描述，因为原来的生活足够卑下。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事几乎是我的耻辱，但我想还是应该在这里说出来。王小波死前大概一年左右，有一本狂热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在炒作，我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的一员，我买了三本，一本送人，一本读，一本准备留着。如果当时有人塞给我一枚炸弹，让我去搞自杀式袭击，我一定就去了。我当时就是这样一只蠢猪。当然，是王小波告诉我这种蠢。也许我现在还是一只猪，但是至少不会狂热了，也多少看得出一些骗局了。    王小波说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少，也就是要有趣味，行文做人都要如此。他的趣味衡量标准，有一些逻辑实证主义，有一些经验主义，有一些基本的人文主义，但是他说得好，说得有清醒功能，破了很多迷惑和执著。因为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人靠蛊惑达到目的，破蛊除惑的不二法门，就看看自己的经验能不能证实那些想法，要知道能不能亩产一万斤，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种一亩田；有人说绝对服从是好的，就看看人类绝对服从的时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经验的获得，是要以我为主，以人为本的，一切维护人的本性的经验是好的，而一切违逆人的本性的经验是坏的，我们要以好的经验来指导判断，而拒绝坏的经验在现实中重演；因为人也是会被自己的经验骗的，有时候会形成集体癫狂，认为受虐式的极端体验是好的，这时候要有一点特立独行，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些观念，有人认为，应该在成年礼之前完全掌握，可是我到了27岁才被它们吓一跳，我想，有我懒的原因，有视野不够开阔的原因，但是更说明这些东西曾是稀缺的，不能轻易接触到。幸好，现在它不那么稀少了，在这点上，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进步是很快的，人在思想上的幸福程度能迅速提升。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王小波的文风应该是不难学到，他说到的常识拿来当谈资也是容易的，王小波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在实践这些常识。他看到的无趣，许多人当然也看得到，不仅看得到，还感受得到，但只是日复一日地抱怨而已，绝不敢离这无趣半步，种种无趣给了他们些许供养以及若干期权。抱怨和痛苦是希望别人改变，是希望世界一日内整体向好；其实，只是将自己的懦弱与无能合理化而已。而这种举措正是无趣的最大组成部分，像吞噬自己尾巴的蛇，最终只能打成一个死结，没有出路。王小波是从自己远离无趣开始，不惜冒再大的风险，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主的人，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等待世界的改变，要一万年，自己改变，明天就行了。从王小波后，每晚都有个机会等着我们，只是看自己的智慧够不够，勇气够不够，这当然败坏了我们原来固定不移的生活，使人痛苦不堪地取舍，但毕竟有了思考自己命运的习惯。大多数人想想而已，可也有不少人走出来了。王小波的行为比王小波的文字更具独特性，我想，这点是应该说明的，许多学了王小波文字的人，却完全没有他的行动性，有人像王小波一样行动，却是不写字的，这种沉默行为更具有美感，更王小波。    这几年，我知道许多人爱王小波的人一并接受了王小波喜欢的人，罗素、福柯、杜拉斯、马克·吐温、杜伦马特、卡尔维诺、王道乾、伍迪·艾伦、图尼埃，这些人都比王小波更了不得，更具诱惑力，任何一个都有足够的爆炸力，给坚固的无趣以震撼，至少，能给一个嘲笑。王小波只是最轻的一块多米诺骨牌，但它是第一块推倒的，引起了连串的倒塌，传递和放大了力。    王小波性命的结束，这个惊吓给了许多人慧命。佛家有言，害人性命还可谅，害人慧命不可谅。慧命如此重要，所以，他的死是值得的。作者:连岳来源:南方周末时间:2002-04-11 18:51:05

张季鸾：中国新闻界的模范报人 [枣读：174期]张季鸾：中国新闻界的模范报人 [枣读：174期]昨天 07:00文| 容安研究中国言论史的傅国涌曾在文章中说道，在民国时期，张季鸾的影响比鲁迅大。相较于鲁迅的杂文而言，张季鸾的评论有更大的受众和影响力。然而在鲁迅几乎成了一个符号的今天，知道张季鸾的人寥寥无几。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走完自己的一生，终年54岁。他的辞世给当时的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带来极大震动。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发去吊唁，蒋介石亲临殡葬现场，杜月笙在先生灵前痛哭。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报人。王芸生之子王芝琛断言道，张季鸾先生的去世，在当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先生1888年生于山东邹平，幼年张父病逝，他随母回到榆林。母亲含辛茹苦供先生读书，师从大师刘古愚，这段期间的经历奠定了先生的国学修养，进而影响到其终极一生的人生观。先生有着纯粹的传统士大夫精神，梁启超所谓的报恩思想在先生身上表露无疑。他曾如此阐释，”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之后，先生赴日本留学，期间便开始从事报刊一行。归国之后曾担任孙中山秘书，他自己说这是人生三大得意事之一。期间，他起草的《大总统宣言》分寸老道，言语酣畅，完全超越了一个25岁年轻人的政治视野。此后先生曾陆续在《民立报》、《大共和日报》、《民信日报》等从事主笔、编辑等业务，直到1926年9月1日，中国报业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先生作为报人的一生开始扶摇直上。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在天津接办《大公报》，以5万块钱资本创办新记《大公报》，从此拉开一段传奇。当时的报界，或者依附于政治力量，成为某政党的喉舌，或者纯粹商业化，一心只为挣钱，低俗无趣。而吴鼎昌出资的这5万块并未有任何盈利打算，”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吴鼎昌作为一个商人，却能看到独立对于新闻业的重要性，可见他的智慧，而1935年他去当官，便主动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在此又可看出他的原则。于是由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的《大公报》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有了经济上的独立之后，张季鸾代表编辑部提出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除了在日本短暂入过国民党之外，先生一生无党无派。虽然他与蒋介石私交甚密，却屡屡在报上直言国民党的不是之处。对共产党，《大公报》并未像其他报纸那样一味诋毁，甚至登载范长江的西北通讯，让全国了解到红军的真实境况。先生曾说，这四点之中，最难做到的便是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祥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这种朴素的新闻理想不正是最可贵的理性精神和探求真理的谦卑态度吗？胡适评论《大公报》说，《大公报》的成功，”不过是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人的评论。”《大公报》的评论最初由三人共同商量，轮流写作，后来多由张季鸾一人完成。有人曾将先生的文章与大公报第二代主笔王芸生比较，说，两人的文章热情却风格不同，王芸生是冲动的热情，张季鸾是沉郁的热情，王芸生喜用骈四俪六的句式，而张季鸾则是质朴无华，干净利落。中国的新闻评论，几乎在张季鸾手中发生转变。一方面是从文言到白话文的流变，一方面从梁启超开创的报章体到近代新闻评论的转变。先生的评论极为晓畅，说理清楚，文风质朴，娓娓道来。正如王芸生所说，就像一杯刚泡过的龙井茶，清新而热情。这也正是傅国涌所言张季鸾比鲁迅影响更大的理由之一。鲁迅的杂文喜欢绕弯，骂里藏刀，而张季鸾的文章直截了当，平实易懂。今天的新闻评论正大多直叙观点，追求简明易懂，说理清晰。所谓人如其文，在时人回忆先生的文章中，皆盛赞他的文品和人品。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对先生的为人发自内心的佩服，他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他的同事王文彬说，”张季鸾的做人方法，他对一般人以至国内外的同胞，都报以热爱，他是以’广结良缘’为目标的。”周恩来曾评价道，”作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即使说《大公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毛泽东也不得不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事实上，不仅蒋介石每天阅读《大公报》，毛泽东亦经常看。《大公报》的三人当中，只有张季鸾一直没有做官。但是他与政治人物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关于先生与蒋介石，民国时期曾经有个说法：作为独裁者，蒋介石把所有人都看成自己的部下，唯有一人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这个人就是张季鸾。报人在政治家面前的这种尊严姿态不由令人想起美国的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先生曾对徐铸成说，”你把记者的作用看的太轻了，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而要掌握好二者间的分寸，需要有坚定的立场。他说报纸不是政治的阶梯。也许正是因为他没有政治企图，反而能深得政治人物信任，更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先生的办报宗旨是文人论证，一切以国家为重。在抗战期间，他提出”明耻教战”的办报主旨，在报上制造并引导舆论，为了抗战服务。《大公报》被共产党称为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笔者认为这应该公平看待。当时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蒋介石的确是国家的中心。国民党内确实存在众多问题，《大公报》亦痛心批评。张季鸾等人并非革命者，而是改良者，他一直说自己坚持着自由主义道路，国家利益才是他最看重的，报国恩是他的毕生追求。也正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张季鸾写出《给西安各界的公开信》的著名评论，用飞机空投到西安上空。有人认为，几乎是这篇评论改变了西安事变的走向。1986年，时值张季鸾百年诞辰几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在张季鸾之子张士基的面前背诵了这篇评论，毫无差错。由此可见其力量所在。张季鸾的评论和他主编的《大公报》在当时的影响着实巨大，他去世之时有文章说，”他的噩耗传出，全国骤然像丧失了一位导师。”美国的CBS主持人克朗凯特被称为是美国”最受信任的人”，这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亦非某个宗教人物能做到。这只能是属于新闻人的荣耀。新闻界流传着一句很有名的话：”假如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上的瞭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这是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这条船会换船长，也会换大副、水手，他们在某段时间受到某些人的信赖，却只有新闻人，能超越更迭之外，成为”最受信任的人”。在中国短短的新闻史上，亦有像张季鸾这样的人，被称为全国的”导师”，这是中国新闻界的荣耀。他和报社同人们，共同铸造了一段新闻界传奇，用最朴素的方式实践着新闻理想。他们是为中国新闻界树立标准的人。在今天，不会有哪家报刊、哪位报人敢称为”导师”。是那时的历史状况造就了张季鸾和《大公报》的辉煌，也是先生自身的为人、学识和道德成就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段传奇。这样一位报人，直至临终前，心心念念的依旧是国家前途命运。他在遗嘱中说，“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迨九一八事变后，更无时不以驱除暴敌，恢复我国之独立自由为目的；同时并深信必须全国一致，拥护领袖，拥护政府又忠贞自勉，艰苦奋斗，始能达此目的。故尝勖勉我同人，敬慎将事，努力弗懈。”“今届抗战第五年，胜利在望，而余病势将不起，特重言之：并愿我全社同人，痛感时令之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此方针，一致奋勉，务尽全功；尤宜随时注意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至关于余子女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悲怀，不赘言。”

曼德拉之路(2010-04-02 13:39:51)转载标签：杂谈分类：转载滴以下文字来自Twitter@wangpei#MandelaWay，参观佩哥的白板报请走这边　　昨夜到现在用6个小时时间读完了Mandela’ way. 纽约时报畅销书。这本书讲述了曼德拉带给我们的15堂人生课。令人鼓舞，催人振奋。如有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必将造福吾土吾民。　　记者Richard Stengel与曼德拉有深交，曼德拉促成了他的婚姻，并且是他儿子的教父。Mandela’s Way 是他的新作。这本书的全名是：《曼德拉之路：关于生活、爱与勇气的15堂课》。　　与编年体的传记相比，我更喜欢这种缀叙式的叙述方式。作者剖析了曼德拉的一生15个方面，夹叙夹议，约而不繁。　　曼德拉既有英国绅士风范，又有非洲部落赤子之心。他受的是殖民地英式教育，出身于部落贵族，是部落王子的学伴与好友。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在极端种族歧视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性格中不带偏见与怨毒。　　曼德拉严谨自律，注重穿着，酷爱整洁。他即使在宾馆下榻，早晨起床后也必亲自整床。以致于把闯进来的服务员吓了一跳。出狱后，他几乎每天不到5点起床，散步三、四个小时。利用散步时间锻炼冥想。　　曼德拉擅长说服别人，他相信林肯的话，最好的办法不是命令，而是让别人依着你的想法去做，并且此人还认为这想法是自己的。　　曼德拉44岁入狱，出来后已经71岁，在牢中度过了27年时光。监狱没有毁掉他，反而锻造了他。在狱中，他经过长期的申请，获准种植一片小花园。他全心投入，在干枯的土壤中种出蔬菜，供应厨房。他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花园。　　监狱让曼德拉学会了一件事。控制自己。是的，在号子里一个囚犯几乎控制不了任何事，除了控制自己。没有任何自我放纵的空间与机会，这就是监狱。　　曼德拉人生第一课：勇敢并不是毫无恐惧，但我们可以选择反应方式。当你假装有勇气，勇气就会慢慢地在体内增长。16岁在部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割礼，是他人生勇气的第一课。每当回忆到那一天，在他眼里依然可见痛感。　　勇气并不是恐惧不在场，而是学会征服恐惧。入监第一天，曼德拉与狱友们裸身接受检查，被狱卒羞辱，曼说：“你敢动我一下，我就到高等法院控告你，我会让你完蛋，你会像教堂里的耗子一样毛干爪净。”狱卒被吓退了。　　曼德拉相信一句话，失去控制，你就失去了局势。Lose contral and you lose the situation.　　在非国大二号人物，激进领导人HANI被刺，全国面临内战边缘，曼德拉而不是总统德克勒克来到电视台，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此刻是历史的分水岭。我们要决定是否用痛苦悲伤和愤怒，努力朝着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的目标前行。“　　有人轻微抱怨，曼德拉的演讲有道理是有道理，就是枯燥了一点。曼德拉说，他故意这么做。年轻人固然可以用话语点燃群众激情，但年长者必须用“值得相信”的话来代替火热的空谈，哪怕枯燥一点。　　作为领导者，你必须领先一步，有时候需要孤独地作出决策。在看到白人政府试图跟非国大进行和谈，曼德拉独自约见了司法部长，最终以不自由之身与总统会晤。　　曼德拉的性格外圆内方，除了核心原则不妥协，策略灵活多变。与甘地不同，曼德拉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但当看到和平的曙光来临，他立即选择了种族和解，制止了全国性的部族内战。他不相信非黑即白，而是问：why not both?　　“让别人了解你性格的最好办法，就是看到你的外在形象。”曼德拉说。他注重衣着，这是赢得尊重的最直接办法。全世界都忘不了他穿的花花绿绿的各色衬衫，那是他为自己设计的阳光形象的一部分。　　曼德拉穿衣如此得体，以致于有人不厚道地说：“见到曼德拉，平生第一次看到黑人穿西装这么合体。”　　曼德拉永远像一个主人，而不像一个客人。在会见英国女王的时候，他如此大方热诚，把伊丽莎白二世显得像一个拘谨的乡下老妇。　　曼德拉擅长倾听，面对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时候，他最终发言，总是把大家的谈话要点总结一遍，然后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散会。用这种办法，他化解了很多纷争。　　经典的笑容是曼德拉的个人LOGO，也是他的面具。不管背后如何苦涩，在人前他选择了最具有征服力的表情：笑。　　曼德拉真正做到了口不臧否人物。即便是曾经虐待过他的狱卒，他都不说他们的坏话。他宁可相信人人都有美德，除非事实证明相反。他喜欢说的话是：“他的心肠实际上比他的行为要好。”　　曼德拉评论虐待过自己的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能够得到奖励而已。”“他实际上没有他的行为那么坏”He was a better man than how he had behaved.　　对于敌人，曼德拉选择直面与和解。对于同一战壕内的竞争对手，他选择把他们放在身边，看住他们。他当上总统后，让与他作梗的祖鲁族领袖入阁。他解释这样做，就是为了能“看住他”。　　对于敌人，曼德拉选择直面与和解。对于同一战壕内的竞争对手，他选择把他们放在身边，看住他们。他当上总统后，让与他作梗的祖鲁族领袖入阁。他解释这样做，就是为了能“看住他”。　　Play a long game.是曼德拉的信条。他相信：打一场漫长的胜仗。　　即便是最黑暗的岁月，曼德拉也不相信奇迹。他只相信事在人为。没有人见过曼德拉祷告。　　当被问及，你是否幸福，曼德拉皱起眉头。许久他才说了一句希腊哲人的话。“在知道一个人的结局之前，不要轻言幸福二字。”　　曼德拉说，如果你是自由的斗士，你的家庭肯定是当局攻击的目标。　　在认识温妮之前，曼德拉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1子车祸死）。他与温妮结成了革命伙伴关系。他入狱，温妮成了民族母亲的象征。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曼德拉出狱后，跟温妮离异。原因之一是温妮出轨。真正原因可能是个谜。　　曼德拉的人生智慧，一半得自西方文化的熏染，一半来自非洲本土文化。用一句非洲谚语概括：“一个人只有通过其他人，才能成为人。”　　曼德拉不认为自己是传奇，天使，或者圣人，他承认犯过很多很多错误，有的给别人带来了伤害，有的甚至牺牲了别人的性命。　　曼德拉依靠同志，不依靠神明。他不祈祷，他沉思，然后行动。　　曼德拉效法华盛顿，担任了一个总统任期之后，就功成名遂身退，成为活着的传奇。　　看完这本书，我耳边响起了那首老歌：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在他生命里彷佛带点唏嘘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把开头比喻成为现实世界与作者缔造小说世界之间的一道门。他举例说明，作者可以轻柔的把读者“勾引”到门槛的这边。也可以粗暴的将其提起衣领的揪过来。
慢慢勾引我就先不论了。因为这样的小说家一般都有散文家的潜质，文字优美，态度亲切。像极了多年不见的母亲拉着女儿聊家常的情景。开始觉得没什么，但是慢慢就品出点儿味道来了。这种还算是比较成功的温柔型的引导，可是很多时候，很多人是根本不引导的。一开头就是第一人称记叙的语气。半死不活的写到完。这算是很失败的了。这种类型的开头，自认为在言情小说里最多。就是那种封面全是帅哥靓妹，32开本的初中高中女生最爱看的书。
关于提你领子让你，粗暴型的引导法，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满足人们的窥视欲望来的。就是说，我缔造的世界是用一扇紧闭的门与外面隔绝的。开始你会透过门缝往里看，你看得正爽的时候，门一打开，伸出一直毛茸茸的大手，一下提起衣领就把你揪了进去。而这养的开头，大部分都是以性开始的，像《我爱美元》。我跟少妇正在嘿嘿。我爹咚咚的敲门。还望里看。这样的情节开头就很能吸引人。
以上仅仅是读书闲暇，胡思乱想而已。当不得真。

#大腿的诗#《避孕北京》来到北京天安门，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耸立在那，我总觉得，那是鸡巴，北京的鸡巴，国家的鸡巴，很高，很粗，很雄伟，耸立在那，我摸着口袋里的避孕套，我总想把它套在纪念碑上，那样国家就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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